據(jù)悉，去年9月，已有超過800年歷史的英國牛津大學（下稱“牛津”）建立了潘迪生牛津大學中國中心（Dickson Poon 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er）（下稱“中國中心”），即將于3月初訪華的威廉王子（Prince William）出席了該中心的剪彩儀式。
去年6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英期間，總理夫人程虹訪問了牛津大學。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出席中國中心揭幕儀式時透露，程虹贈送的一批中文圖書和文獻資料，將落戶中國中心。
牛津大學久負盛名的“羅德獎學金” （Rhodes Scholarship）項目，還是即將開始招生、將于2016年迎來第一批學子的清華大學“蘇世民學者”（Schwarzman Scholars）項目的效仿對象。
“羅德獎學金”始設于1902年，在逾一個世紀的時間內(nèi)已培養(yǎng)出超過7000名羅德學者，其中包括美國前總統(tǒng)克林頓（Bill Clinton）、諾貝爾經(jīng)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（Joseph Stiglitz）。
在2015年瑞士冬季達沃斯期間，我們采訪了牛津大學現(xiàn)任校長安德魯·漢密爾頓（Andrew Hamilton）。
在執(zhí)起牛津的教鞭之前，漢密爾頓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擔任教務長（Provost，美國高校管理層的“二號人物”）。他還是一位知名的有機化學家。
在我們走進牛津在達沃斯臨時租用的公寓時，“蘇世民學者”的發(fā)起人、黑石集團（Blackstone）董事長蘇世民（Steve Schwarzman）恰巧從門內(nèi)走出。對話就從“蘇世民學者”開始。
我在進門時看到了蘇世民先生，他是否在就“蘇世民學者”向你取經(jīng)？
漢密爾頓：是的。蘇世民先生是牛津的老朋友。
他一直在說，“羅德獎學金”所取得的成績正是他希望“蘇世民學者”在中國的環(huán)境下實現(xiàn)的，給來自全球各國的青年學者在中國學習的機會。也因此，我的前任的前任（前牛津大學校長）、同時也是前羅德獎學金執(zhí)行長盧卡斯（Colin Lucas）也在“蘇世民學者”的顧問委員會里。
牛津在辦“羅德獎學金”的過程中獲得的什么經(jīng)驗對“蘇世民學者”有較大的借鑒意義？
漢密爾頓：最重要的一點是讓被選入的學者盡可能地多樣。“羅德獎學金”是一個很國際化的項目。羅德學者們在日后都成了商業(yè)伙伴、事業(yè)伙伴、乃至一生的朋友。
“蘇世民學者”應該不僅僅致力于讓學者們深度接觸中國，也應該讓他們結(jié)識盡可能多樣的對中國感興趣的同伴，比如讓美國人結(jié)交俄羅斯人。
這也有點像世界經(jīng)濟論壇（WEF）的“全球青年領袖”（YGL）？
漢密爾頓：對，也包括WEF更為年輕化的“全球杰出青年”（Global Shapers）。
坦率地說，這也正是達沃斯的一個主要目的：發(fā)展人際網(wǎng)絡，搭建關(guān)系，借此尋求合作或是尋找職業(yè)機會。
牛津與中國
牛津在去年揭幕了中國中心。在此之前，牛津與中國有怎樣的交集？
漢密爾頓：牛津與中國的交集已有超過400年的歷史。1602年牛津就開始在著名的博德利圖書館（Bodleian Library，錢鐘書將之譯為“飽蠹樓”）收集中國卷本和書籍。那時全牛津還沒有一個人能讀中文。
直到80年之后，才有史載的第一個中國人踏上英國國土——那時還不是 聯(lián)合王國（UK），而是大不列顛王國（GB）。那位中國人名叫——我的發(fā)音可能很差——Shen Fuzhong，他來到牛津，翻譯、編制了的文獻資料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成為可觀的牛津中文藏書集的一部分。
所以說，牛津很早就知道中國會變得很重要。
現(xiàn)在設立中國中心的目的何在？
漢密爾頓：我們在4個月前舉行了一個揭幕儀式，威廉王子出席并剪彩，他原計劃帶凱特王妃一起來，但是恰巧那一天凱特王妃因懷孕不適入院了 ，我們所有牛津人都有點失望，但是有威廉王子出席仍然很不錯。
我們建立這個中心是為了使之成為所有在牛津作中國相關(guān)學習、研究的師生的“根據(jù)地”。牛津總共有超過100名教員在作與中國相關(guān)的研究，覆蓋語言、文學、文化、考古、經(jīng)濟、政治。這個中心現(xiàn)在也舉辦很多的小型研討會，其內(nèi)設的能容納6萬冊書籍和文獻的圖書館也收藏著牛津中國藏書集的一部分。
對我們來說，這個中國中心不僅讓我們研究中國的努力變得更高效——因為人們可以在那里集中交流，而且它還帶有很強的信號意義：向世界展示——我希望它也向中國展示——牛津是一個致力于深入理解中國，參與“解讀中國”的大學。
在所有的歷史背景下，這一使命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。
在北京或上海設立這樣一個中心是否更容易實現(xiàn)這一目標？重回牛津擔任校長前你曾是耶魯大學的教務長，耶魯去年就在北京設立了一個中心。
漢密爾頓：牛津在中國已經(jīng)有一些中心，2009年我剛成為牛津校長時，我的第一組活動之一就是到中國訪問，與中國時任衛(wèi)生部長陳竺一起為“中國牛津國際醫(yī)學研究中心”的成立剪彩。
2年后我再次到北京，為新設立的“中國牛津科學技術(shù)中心”揭幕，該中心與“大褲衩”，即CCTV大樓隔街相望。這是牛津在中國承擔其他科學和技術(shù)領域研究合作的中心。當然，這兩個中心都是聚焦于研究合作的。
牛津沒有做的，是像耶魯一樣，設立一個本質(zhì)上是為本科生到中國學習提供一個落腳點的中心。這是因為我們認為，當一個本科生去到中國，最好的學習方式是完完全全地融入當?shù)丨h(huán)境。
讓二十幾個美國本科生結(jié)伴去中國，不是一個最好的認識中國的方式。更好的做法是一個人去，借宿在一個中國家庭里，除了普通話沒有其他語言可以用來溝通，自己在餐館里點菜、買啤酒，這才是學習中文、理解中國的方式。
我希望學生們?nèi)谌氘數(shù)?，而不是停留在外國人的圈子里，或是僅僅在北京、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里，這些城市已經(jīng)和倫敦、巴黎沒有多大區(qū)別，到處都有美國人、德國人……。
中國學子：
“抱團”這一行為傾向或許更加適用于在海外學習的中國學生？
漢密爾頓：中國學子確實有不少會傾向于加入中國學聯(lián)，和中國同伴在一起。但是，情況也在慢慢變化，中國學子也在越來越多地融入本地或是國際學生的大群體。
尤其是在牛津的學院制（college system）下，每個學院都不會有太多的中國學生，這鼓勵中國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接觸。
年輕時我也在法國生活過兩年，我也經(jīng)常與英國人在一起，討論英國足球。這是當一個年輕人遠離家鄉(xiāng)時，很自然的一個傾向，不僅僅是中國人的特點。
類似牛津的學院制能夠幫助學生克服這一行為慣性，鼓勵中國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有更多的交集。
很多人認為，中國學生，尤其是在海外的中國學生更多學習STEM（科學、技術(shù)、工程、數(shù)學）類專業(yè)，而非人文類專業(yè)。你是否認同？
漢密爾頓：如果在10年前，甚至是7年前問我這個問題，我會回答，是。但是現(xiàn)在，在牛津的中國學生的修習范圍已經(jīng)明顯擴大，很多中國學生在研讀文學、政治、哲學。所以情況在改變。
英美教育的同與不同
不久前，我與哈佛校長福斯特（Drew Faust）有過交流，她的一個觀察是，許多哈佛學子起初沖著哈佛的文科來，但是，兩年后考慮實用性不少會轉(zhuǎn)而選擇STEM專業(yè)。
漢密爾頓：你需要意識到，英美的本科教育有本質(zhì)性的不同。在英國，我們致力于提供很深入、但同時也是相對狹窄的專業(yè)教育。你來牛津?qū)W物理，你基本上就只學物理，不會像在哈佛一樣選修英國文學，然后再修個法語。
這恰恰是包括我在內(nèi)的一些中國學子認為英國本科教育稍顯欠缺的一點：缺少通識教育的選項。
漢密爾頓：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辯論。我在英美兩國的大學都任教過，我在耶魯期間曾教過有機化學，也教過通識教育的課。
兩個模式?jīng)]法說哪種更好，只能說是不同，不同的學生對兩者也有不同的喜好。一些學生偏愛在物理，或是哲學等專業(yè)上被非常深度地挑戰(zhàn)。英式教育的深度也可以是很有力的。
英國在教育產(chǎn)業(yè)化方面起步很早，效果也很好。但是，在近年，英國高校似乎在與美國高校的競爭中落了下風？
漢密爾頓：我得挑戰(zhàn)你的兩個假設。第一，你說英國學校把教育看成一個產(chǎn)業(yè)，但是，英國大學一直把教學與科研看成最根本、最核心的使命和任務。當然我們需要保持預算和最終的收支平衡，否則我們管理者的“飯碗”可能堪憂。
我還要挑戰(zhàn)你說的英國高校正在與美國學校的競爭中落于下風的假設。當你看當前的科學論文的引用數(shù)量，比較每篇文章的引用數(shù)，或是每美元研究經(jīng)費投入所產(chǎn)出的引用數(shù)，你會看到英國大學在面對哈佛、耶魯、斯坦福和MIT時站得穩(wěn)穩(wěn)的。
因為美國體量更大，在研究質(zhì)量、研究影響、諾貝爾獎得主數(shù)、《自然》和《科學》等頂級學術(shù)刊物上的文章發(fā)表數(shù)等等方面，英國在絕對數(shù)量上并不占優(yōu)，但是，如果你看每美元或每英鎊投入的產(chǎn)出，你會看到英國高校更高。所以，就像我們常說的，英國 punch above our weight（影響高于實際重量）。
中國高校的進步
你怎么看中國頂尖大學這些年的進展？
漢密爾頓：我覺得是很鼓勵人心的。已經(jīng)有不小的進展，尤其是在STEM專業(yè)方面。
但是，學術(shù)自由是否是一個潛在的障礙，尤其是對于人文類學科來說？
漢密爾頓：我會說，是的。長期來看，中國希望多所學校排進全球前十或前二十的愿景，會受制于教授無法自由探索所有的政治、哲學、社會學世界的命題。
英美名校的一個決定性特征是，教授具有很強的批判意識：他們批判他們各自的學科，批判有機化學，批判、挑戰(zhàn)哲學、法語等各類學科的已有共識。他們也批判學校管理層，我就經(jīng)常被我的教員們批判，但是這些都是健康的批判，會幫助我更好地完成我的工作。
當然，他們也批判政府，這是學術(shù)自由與生俱來的組成部分。學術(shù)抑制可能會放慢中國大學崛起步伐。清華、北大、交大們已經(jīng)取得了長足的進步，我對他們抱有高度敬意，但在人文類學科上它們?nèi)匀挥泻荛L的路要走。
對中國大學有何建議來追趕牛津和哈佛？
漢密爾頓：我建議我的中國同仁鼓勵教員們探索所有他們希望，或者任何可能觸及到的領域，允許探索并挑戰(zhàn)，探索并批判。這正是哈佛、牛津為什么偉大的原因。中國必須有這樣的自信：探索是一個自我強化的事（reinforcing thing），而不是個只有破壞作用的事。
